在乞求2019年赶快结束的时候，人们也许没有想到，进入新的一年，并不意味着糟糕的事情就此停止。北京民航总医院伤医事件的影响力之大，就像在寂静中有谁打破了一扇窗户，听到响声的人们纷纷把目光聚焦在这里，白衣上刺目的红色斑迹引发了公愤。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好像这扇被打破的窗户还没装上新玻璃，又有人打破了另外一扇又一扇的窗户。短短一个月内，被报道的伤医事件就有四起，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仍有新闻报道患者攻击医护人员的行为。
一件坏事发生后而没能止息，反而进一步发展，其中必有联系。詹姆士·威尔逊和乔治·凯林曾提出一种效应——破窗效应，他们认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以“破窗”作为比喻，就是说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那些示范性纵容的影响而去打破更多窗户。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猖獗。
而破窗效应并不是人们为自己过错辩解的理由，为什么偏偏是你打破了这扇窗，而由其他人去努力修补它？不仅仅是暴力伤医事件，在任何的“恶”，哪怕是十分微小的“恶”面前，如果我们的力量不足以制止它，我们能做的，首先就是不去做第n+1个打破这扇窗户的人。
那么，当我们以患者的身份面对医生时，如何调整认知和心理，做一个更好的患者呢？
���
增加对自身病症的认知，合理降低期望值
@图片来自网络
面对诸如感冒发烧等普通疾病时，人们往往不会感到恐慌；而如果得知自己的病需要做手术，那可能很多人都会不知所措。这时候，如果疾病本身和自己的身体状况不甚了解，那就只能够依赖医生，而这种依赖往往是不足以给人以安全感的，这是因为黑箱心理效应——当个体获得的某种事物信息太少或没有信息时，往往会往坏的方面想。
在看病难、看病贵的大环境下，我们可以将就医可以类比为人们为了“恢复健康”而进行的消费，就医过程中所使用的医疗资源则可以看作被消费的商品。对商品的认知偏差，也就是主观期待和客观条件之间的差异，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信心程度。研究表明：消费者的认知偏差越大，越难满足消费期望。
对“恢复健康”过度自信的患者往往将他们的期望值定得过高，这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当前医疗条件足够达到一个较好的治疗结果。他们的期望过高，自然难以满足。
对“恢复健康”信心不足的患者则会低估当前的医疗条件，高估治疗过程的难度，导致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择医、择院的行为上，而这样的高投入也会导致期望过高，从而难以满足期望。
上述两种情况，都会对患者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且认知偏差越大越容易使患者产生沮丧等负面情绪。
然而，我们可以用知识抵御恐惧，例如：
· 向医生及医护人员详细询问，打听过往病例疗后情况；
· 拜托身边有鉴别能力的朋友帮忙了解情况；
· 寻找病友，互相沟通增进认识，并互相得到鼓励；
· 多方求证自己得到的信息。
���
在病痛中成长
@刘书涵
一场病痛之后，可能远处的朝阳都与往日不同。人的成长伴随着心智的成熟，有时候，生活中遭受的创伤有可能加速并升华这个过程，这就是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创伤后成长是指一部分人在和具有高度挑战性的生命境遇抗争之后，所经历的积极的心理变化；创伤后，个体发展出了比原先更高的适应水平、心理功能和生命意识。促成这种成长的最关键因素不是创伤本身，而是与其抗争的过程。
Tedeschi和Calhoun (1996）提出了创伤后成长模型：个人曾经稳定且一致的认知在面对创伤时可能失去作用，个人内心世界陷入危机，甚至崩塌。创伤事件所导致的情绪痛苦会引发反复的沉思，起初，沉思多是自动发生的，人们将这种沉思称为侵入式沉思；痛苦情绪有所减轻后，沉思转变为有意的对创伤及其生活影响的思考，这种沉思也称为主动式沉思。在沉思过程中，个体会吸收进创伤信息，但不会被它所掩埋。经过一段时候之后，个人将重新建立起一种积极的认知。